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也是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研究应立足中国问题展开。从中国的历史、国情出发，从中国国家发展和人民期待的目标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艰苦奋斗实现国家再造的政党，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政党。在国家危亡阶段，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主力军和国家缔造者；在国家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者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者。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和领导力量，其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则是它领导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如果把1840年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过程起步的时间节点，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182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一百多年里，伴随政治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变化，中国现代化犹如一部电视连续剧，情节跌宕起伏，结果惊心动魄。在象征传统帝国遗产的清王朝最后71年中，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洋务运动（1861—1894年）、甲午战争（1894—1895年）、戊戌变法（1898年）、义和团运动（1899—1901年）、同盟会成立（1905年）、辛亥革命（1911年）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华民国于1912年建立，宣告王朝统治的终结。中华民国成立后的37年历史，经历了新文化运动（1915年）、帝制复辟（1916年）、军阀割据（1916—1926年）、五四运动（191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1921年）、大革命（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1—1945年）、解放战争（1946—1949年）等重大事件，最终以国民党退败台湾，共产党胜利的结局而告终。
1949年以后70多年的时段，中国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1956年）、三年“大跃进”（1958—1960年）、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等重要事件；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推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决策领导层形成共识，告别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策思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用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先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与管理方式，取代以往的“人民公社制”的生产与管理方式；然后在城市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并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转制改造；在国家与地方发展中，采用试验区模式，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先建经济特区，逐步在全国普遍推行试验区模式；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全面实施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全面推广“招商引资”的经济政策，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模式，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踏上了新征程。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中国已经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发展，今后要完成“强起来”的伟大目标，并制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划。
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学家通常用各种数据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40多年前，中国是全球第三贫穷的国家，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还低。但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201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9.5%，2017年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这40年间，超过7亿人口脱离了贫困。如果202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700美元，中国大陆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继中国台湾和韩国之后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这样的事实，让经济学家发出“中国增长动力何来”之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政党领导力”这一新概念和新表述在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中逐步凸显，并受到普遍关注。随着中国现代化成就的彰显，更多海外学者也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始把解读中国共产党视为理解中国发展的钥匙。尽管海外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进程并非如早期理论所设定的是一个线性过程（Linear），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把“党的中心地位”（The Party’s Centrality）视为政治经济的长期特征，而不是一个短暂现象。但是，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假设——即经济增长促进民主化——相悖，因为他们没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容和结果。或者，他们不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定义为“党的发展”（Party Development）或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而是简单定义为“党统”和“党治”的加强。如此看法，只会得出一种与事实相悖逆的结论，似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不是政治发展（民主进步）的结果，而是政治衰败的产物。打破这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控制和统治的认识局限，需要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性质和动力根源，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如何转化为国家行动，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如何得到持续不断的强化。这些问题的背后，蕴涵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特定逻辑，换言之，要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从政党的发展与国家现代化、政党的发展与民主治理的关系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
通过“教化”达到“人际和谐”“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中国政治的一贯追求，也是中国社会危机应对的自然选择。所以，克服国家内部分散、分化、分离、分歧的困境，形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集体行动，是国家现代转型的核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从最早几十人组成的团体组织，发展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进展最为显著、成就最为突出的世界性大党，为国家现代转型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时刻，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性质、根源、实现途径和实现方式得出理论解析。本文讨论的重点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它的动力源头在哪里？这种动力如何转化为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力？笔者相信，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现代化与政党政治
当代发展理论家一般把现代化定义为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向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其中，结构分殊化、权威理性化、文化世俗化被确定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从9个方面系统概括了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一般认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现代化理论的知名学者S.N.艾森斯塔德（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2010）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定义认为，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就现代化开启和扩散的具体过程而言，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今天，经典理论认为现代化包含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深刻变化；二是后发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无论理论如何表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家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个由分散的、相互“独在”的地方社会走向统合的整体性国家的国家化过程。
现代化最大的政治结果是作为全体人民共同体的“统一国家”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从观念到制度再到政策的逐渐形成。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实则是克服地域性、家族性、民族性等传统要素的隔阂和障碍，以统一的国家主权、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为核心，构建国家的边界认同、观念认同、制度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有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利益，并将现代理念导入国家生活，形成基于社会共识的制度和政策，推动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包括市场、行为规范、语言文化等）和均等化，形成和保持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竞争优势。作为国际体系成员的“独立国家”的形成过程，实则是实现领土、主权和治权确认的过程，是将国家行为置于遵循平等独立的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构成的国际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也需要有主导性政治力量引领国家，走上与邻为伴和与邻为善的和平发展道路。
国家演进的历史显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国家作为一个具有统一强大权威且明确的统辖边界的组织，其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也就是说，国家的现代化实则是国家的人民属性和公共属性不断扩展，相应地，国家的“私人属性”或“团体属性”受到遏制而不断隐退的过程。现代化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包括：1.国家变成了公共组织（共和国），而不再是“私家天下”（皇家或朝廷）；2.国家的统治者变成了人民委托的“代理人”，而不再是家族统治的世袭继承人；3.国家的政策变成了政府政策，不再是皇帝诏令。与此相联系，科层制的官僚角色和组织化的政党取代过去的“皇帝”和“家族”（皇亲国戚），成为国家统治的执政者。
政党政治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政党政治赋予国家“现代性”，成为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重要标志。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党是政府运行的主角，并且为现代政府运行提供了合法性途径。一般认为，政党作为“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利益聚合”、完成国家“政治整合”和实施大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总之，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辆运行的机车，政党既可以被比拟为不断添加燃料的“动力源”，也可以被类比为控制机车方向和速度的“驾驶员”。
按照政治学的定义，政党制度是规范政党行使国家权力或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涉及政党与政党的关系、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常态化的政党行为。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党数量缺乏权威性的准确统计，不过，据保守估计，也有四五千个。从政党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这些政党大体可以区分为议会型政党和领导型政党。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各有不同，政党与政党的力量对比也有差异，从政党之间关系的角度，又可以把它们纳入竞争型政党制度和协作型政党制度的分类之中。
现代化理论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划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化国家—现代国家，之后延伸出发达国家（先发国家）—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或欠发达国家）。这些划分中包含着这样的基本事实：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为国家治理的稳定有序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国家治理水平取决于制度供给的能力，稳定的政党制度对于国家治理成效至关重要。比较政治研究显示，一个由制度化的、具有领导地位的政党所支撑的稳定的政党体系，可以有效克服政治分裂、消除政策重大分歧、避免社会“共识性危机”。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许多国家失败，政治动荡、族群分裂、社会动乱，固然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缺陷的原因，但与作为“供给侧”的治理制度供给问题——脆弱的政党以及竞争性（甚至对立性）的政党制度密切相关。
“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也是‘众利’和‘众意’通过实质性整合转化为‘公利’和‘公意’的过程”。换句话说，国家现代化实则是“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逐渐形成的过程。比较历史研究显示，一个传统王朝统治的国家走向崩溃之后，通常陷入集团政治、门阀政治、帮派政治、地方政治的困局，各种势力互相争斗，往往形成所谓“群雄并举”、军阀割据的局面，使国家丧失“暴力垄断权”，进而陷入长期战乱之中。那些精英型政党组织，如果能够凭借自身高度的组织约束力、组织动员力和社会影响力，为国家内部不同层级不同团体提供聚公利、集民意的制度化渠道，就可以保证国家构建的相对平稳顺利。
国家秩序从私家统治转变为公家统治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其路径也是多样的。那些在国家既有体制框架下、通过议会政治而逐渐形成的议会型政党，开展旨在限制王权的立法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改造；那些推翻殖民统治、谋求国家独立的民族型政党，通过民族解放武装斗争建立军人政权，开启了强人政治的国家现代化历程。中国共产党作为承担解救国家存续危亡、构建理想社会模式双重使命的革命型政党，不仅要探索国家救亡之道，还要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并为这套体系的有效运转提供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组织的理念和政策的先进性，引领社会形成国家利益的观念；通过自身组织的严密性和政党对社会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力，将社会意志过滤整合为统一的国家意志；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民主集中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多种制度和机制，实现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的高度整合。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
二、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动力
如果说早期的现代化过程是基于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化聚居方式的变革而逐渐形成，因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自然和自发的过程，那么，后期的现代化则是基于国际交往和学习的压力而形成的（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战争侵略和武力征服），更多地体现为一个自觉的过程。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国家危机，因此，需要把国家危机转化为现代化动力，而要实现这种转化，更需要政治组织的领导。
国家现代化是一场持续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能否保持现代化动力的持续性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组织或一个系统发展所需要的完整的动力系统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1.动力生成系统（Power Generation System）；2.动力保障系统（Power Support System）；3.动力转化系统（Power Conversion System）。一个组织的动力生成系统决定组织行动的性质和根源，这种根源一般分为“责任驱动”和“利益驱动”。动力生成之后，要保持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有“动力保障系统”，通过“组织激励”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提供组织或系统行为的激励机制。然后再经过“动力转换系统”，使原动力转换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并在行动中不断补充新的动力，吸纳更多组织（社会）力量加入，实现动力扩容。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上述有效的动力系统，并且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会取得现代化发展的显著绩效。
“中国共产党作为探索救亡图存、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之道的先锋队组织，走过了以党建军、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历程，实现了政党推动国家现代转型的功能。”不同于早期现代化国家所产生的议会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传统中国深陷内忧外患困局的危难之时，是国家转型过程中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中国仁人志士中最有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团队”。历史显示，中国共产党是探索和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展示了强大政党驱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逻辑，实现了“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将“一盘散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带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轨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其中，政党驱动、政府主导、人民至上、改革开放、协同发展，这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因素和经验无疑对后发展国家具有启示意义。总结中国的经验可见，使命型政党、包容性制度、发展型政府、创新性政策，这些要素应该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
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是认知力、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统一。用领导科学关于领导力的构成理论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三方面能力的统一：一是作为党的领导力的认知力（意识形态主导力或理论引导力，即政治领导力）；二是作为党的领导力的决策力；三是作为党的领导力的执行力（包括社会动员力和群众组织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是政党驱动国家现代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推进器，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动力。这种领导力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1.政治领导力。政治领导是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它关系到国家这架“机车”运行的方向。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探讨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时提出，“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这也就是说，谁能给出（指引）国家发展的方向，谁就能掌握政治话语权、主导国家未来发展。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核心动力，首先表现为它的政治领导力。政治领导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同属性。列宁就政党的政治领导作用概括指出：“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强调，“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为“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型政党，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为最终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现代化为现实奋斗目标。在现代化推进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对涉及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个重大领域的发展建设进行方向引领、目标定位、战略规划和实施保障，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
2.战略决策力。美国著名学者奥克森伯格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卓越的战略决策力，能够准确把脉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他说，毛泽东曾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中国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既希望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又鼓励政策辩论，征求同事和专家们的意见，特别强调制定政策要基于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傅高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他说，邓小平没有强制推行新的体制，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而是让地方开展这类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让其他地方按照自身条件加以采用。他们的上述看法，实际上都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所具有的战略决策力。
中国共产党主动自觉肩负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责任，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贫穷落后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经济不发展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因此，在执掌政权以后，中国历届领导人不仅把发展和“赶超”作为治国理政的目标，而且把国家现代化导向的发展绩效视为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尤其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先后经过“经济发展”“科学发展”“协调发展”为主线的政策阶段，形成了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改革驱动+创新驱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包含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在内的治理目标，形成了两者有机结合的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充分展现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能力。
在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家建设的阶段性规划，使党在每一个阶段和时期所制定的奋斗目标更加具体可期。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领导制定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纲要，并对外公布实施，使之成为每届政府的例行责任和考核依据，实际上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内容。2021年3月1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与2035年远景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结合在一起，凸显了“五年规划”战略决策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3.政策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的领导力还表现在政策执行力方面。有国外领导人认为，“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党，国家就失去了掌舵手，这对国家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是，它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制定政策，而且全面严格地予以执行。”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自身高度的组织性来组织全国9500多万党员的“集体行动”，而且通过“党的领导”的制度化渠道，保障政府、企业、社会统一意志，参与到党所推动的国家现代化事业，并通过发挥党组织强大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社会动员能力，参与和支持国家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执政大党。比较世界各国政党，中国共产党无论是组织性，还是领导力，都有超强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于其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其保持执政地位的竞争意识之下所形成的不断学习和“自我革新”的组织文化也有很大关系。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政党主导、使命驱动”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转化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并通过自己的行动以及动员社会的行动，变成国家发展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两个层面或两个阶段来予以说明和理解：在国家危亡阶段，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救亡主力军和国家缔造者的角色，以党建军、以党建国；在国家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扮演着国家建设者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者的角色，承担着制度创设、组织保障（责任主体）、政策供给的任务。”
一个强大的使命型政党的领导和推动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取得重大成效的根本经验。使命意识是共产党的立党之魂，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高度强调的，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种“初心使命”的核心就是，通过夺取和执掌政权，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国家发展的动力来自多个方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不同方向的力量组织起来并有效地整合为大体一致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源，而且也为国家内部力量的整合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机制和制度渠道。
如果把中国政治简化为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面，那么，每个层面实现不同的功能，完成不同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特质首先表现为它的理想信念。不同于西方政党争取选民、赢得选举的现实性和功利性考虑，中国共产党把自己肩负的责任使命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量，不断激励党的成员要认识到完成自身使命的崇高性和长期性；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责任使命，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和价值信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矢志不渝。
此外，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国家危难之时，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始终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执掌国家政权以后，承担着长期执政的责任，形成强烈的发展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正是这样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成为它不懈努力的原动力，进而通过一系列组织制度和机制转化为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力。
许多研究认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后发展国家，需要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来组织和引领。首先，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系统有效的动员手段。为了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合不同利益群体，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组织、动员、宣传和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思想宣传、统一战线等工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中国共产党具有完整的组织体系。在纵向层级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组织体系；在横向层面，党组织嵌入到人大、政府、政协、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各个系统，发挥领导作用。“党的组织体系支撑起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组织能够快速高效地形成覆盖全国上下各系统各领域的组织能力，继而对社会和人民进行政治动员、政治吸纳，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从而最广泛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除了上述来自使命感和危机感的原动力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完善的领导制度，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保障了原初动力的传递和转化。首先，中国共产党强调思想领导，思想建党。百年来，党的指导思想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政策不断与时俱进，通过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和持续不断的“五年规划”来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其次，中国共产党依托于各级党组织，建立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保证国家现代化政策的全面实施和有效贯彻；第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全面领导制度，能够迅速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第四，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制度，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坚持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的理念；第五，中国共产党重视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把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人民参与结合起来，强调党的各级组织要倾听人民的呼声，善于学习和创新，勇于自我革命；第六，中国共产党注重党内监督，要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制度或机制，极大地有利于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有效支持了中国现代化发展。
四、结论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被海内外学者和政客打上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烙印。比如，它被一些人置于世界体系和政治意识形态谱系和话语中定义为一个“左翼政党”，又被一些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而作出简单类比判断的人士认定为“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党”。这样的类比和判断简单片面甚至扭曲，完全忽视（或无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和变革，实际上具有标签化、脸谱化的认知错误。因此，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必须纠正政治标签化、概念化的错误，必须立足中国问题去理解和阐释党的作用。从中国的历史、国情出发，从中国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要求的目标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实现国家现代转型为目标的政党，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政党，是一个以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理想、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政党。在国家危亡阶段，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主力军和国家缔造者；在国家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建设者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者，承担着价值导向、制度创设、组织保障、政策供给的任务。特别是在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更大的改革勇气和更多的领导底气——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坚定、道路更加自信、动力更加强劲。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